Monday, January 1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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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ism:DIY=NIY+CIY+EIY!☆ : 夏历与春节 : 呆仁
DIYism schooner能逆风行驶的纵帆船是生命的极好象征,贝努利效应正是化逆为顺的经典!--呆仁 收藏本站 涂鸦本站 来信本站 跟我MSN 跟我QQ 思想农业天文生物文化饮食娱乐硬件健康语言心理网络物理政治个人编程软件工具 夏历与春节
八大行星

(MalcolmKe:
本站使用"呆历",以庄子诞辰(公元前369年,天文-368)为呆元0年(公元没有0年),则公元2006年(庄子诞辰2374年)为呆元2374年,以每年立春日为1月1日,单月每月30日,双月每月31日(平年的第12月只有30日),每月1日都是星期一,每个星期六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日),双月的31日为星期日(这样每年甚至每月的日历一模一样),立春时刻采用曾次亮先生算法,见下表:
1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日 2月
3月 1 2 3 4 5 6 4月
5月 7 8 9 10 11 12 6月
7月 13 14 15 16 17 18 8月
9月 19 20 21 22 23 24 10月
11月 25 26 27 28 29 30 12月
呆元:2376年 31

)
(MalcolmKe:更公允地应该采用太阳系八大行星作为自然时钟选取呆元起点,但是没搞到计算程序或计算结果,只知道6000年间有3次在10度区间内八大行星及太阳排成一字,不知道确切年份,为了与西元区分开,纪年数应比西元大,即呆元起点选在西元前,暂时随便选了庄子的诞辰作为呆元起点)
(MalcolmKe:我的生日1980-12-14是夏历庚申年11-08,而又刚好是呆历2348-11-08)

(摘自互联网)
  夏历,东亚传统历法之一,也被称为农历、阴历、殷历、古历和“旧历”等,一般认为源自殷商时期。夏历属于一种阴阳历,一方面以月球绕地球运行一周为一“月”,平均月长度等于“朔望月”(29.5306日),这一点与阴历原则相同,所以也叫“阴历”;另一方面设置“闰月”以使每年的平均长度尽可能接近回归年(365.2422日),同时设置二十四节气以反映季节的变化特征。至今几乎全世界所有华人以及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国家,仍旧使用夏历推算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节日。

○置闰:
  夏历作为阴阳历的一种,每月的天数依照月盈亏而定,一年的时间以12个月为基准;为了合上地球围绕太阳运行周期即回归年,每隔一定时间,增加一个月,增加的这个月为闰月,因此夏历的闰年为13个月。
  夏历有岁和年的区别。一岁指从一个冬至到下一个冬至的太阳年的时间长度,而一年指从一个正月初一到下一个正月初一的时间长度。注意这二者的长度不同。一月是指从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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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鹅

乌鬃鹅
雁鹅

溆浦鹅
浙东白鹅

皖西白鹅
太湖鹅

四川白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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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分工(经济学)
价值/成本/价格
完整人(对译)
教育与社会
呓语录

(转自网际)

科举式教育之终结
秋风


上千年来,中国的教育被科举制度主导,教育成为获得特权的门槛。今天,随着市场逐渐发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科举化教育传统终结的迹象终于越来越明显了,这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将有何种影响?

科举制度乃是君主专制统治的伴生物。科举的核心是把教育与选官捆绑为一体,接受官方教育、参加官方科举考试,成为获得权力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因而,科举制度开启了历史学家所说的中国式平民政治,给了每个人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让人们在忍受权力的肆无忌惮之时,又时刻幻想着自己通过这场智力游戏进入权力圈子。

如此以来,人们对于教育的关注和投入,必然异乎寻常。人民普遍的信念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教育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个人及家族命运的想象,让整个社会把教育变成了一种拜物教。

这种教育崇拜一直持续到当代。高考制度就是科举制度的现代翻版。尤其是在1990年代之前,国家控制全部资源,国家雇佣全部大学毕业生,大学成为国家干部预备学校,毕业后即可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部门。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这些部门的社会地位和实际收入远远高于非现代性部门。如此美好前景激励着家长、孩子投入几近惨烈的高考竞赛中。

中国的教育崇拜传统与西方的历史有巨大差异。在西方历史上,教育由教会控制,经常表示出反对君主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君主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一套科举官僚机构进行自上而下的治理,也就不可能以考试选官。不过,这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格局,从而使近代自由宪政和资本主义有发生、发展的可能。

相反,科举制度是以权力中心组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在这里,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系统,乃是最优的人生选择,各种次优选择,比如经商,与读书做官的收益极悬殊。而接受过科举教育的士大夫成为社会的枢纽,但这一集团是纯粹消耗性的,需由国家财政供养。因此,科举式教育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受到分享特权之预期的激励,人们把大量资源投入教育,挤入士绅集团。但一旦该群体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范围,导致社会危机。

其实,这也正是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不得不改革大学生分配制度的根源,因为,政府再也无力为所有大学生提供国有部门的就业岗位和国家福利,只能让他们进入市场自谋出路。这样,读书与做官之间出现断裂,干部科举制度即将崩溃。

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读书无用论”几度浮现。

这种变化在沿海一些私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最为明显,在这里,国有部门的收入相对下降,而通过个人创业、出国打工、从事商贸活动所获得的收入相当高。面对着人生的多元前景,读书当干部已不再是人生最优选择,青少年和家庭多了一份选择的从容,上大学只是出路之一。由此,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在家庭规划中相对下降了。

娱乐业的快速发展,对人们的教育迷信冲击也很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赶不上三流足球运动员的收入,教授的收入赶不上二流影视明星的收入。丁俊晖、王军霞更是对书本知识迷信直接发起了挑战。

另一方面,大学扩招后果的初步显现,人们逐渐意识到,花了很多钱培养孩子上大学,但国家却不再提供地位高尚、收入丰厚、分享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农民,不得不开始理性地计算教育的成本—收益,尽管高考-上大学-当干部的想象,仍然驱动很多人不计成本地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但种种现象促使人们换一只眼看教育,教育拜物教逐渐褪色。

在干部科举制度下,人们看到过很多为了供养孩子上大学而砸锅卖铁的传奇故事。这样的故事固然感人,但终究是教育拜物教下的悲剧。观念的转变,或许可以让很多家庭绕开教育、尤其是高考的致命陷阱,更为理性地安排孩子和家庭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干部科举制度瓦解,教育拜物教倒塌,开启了社会健全发育的可能性。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然是一种“多中心秩序”。权力、财富、知识、道德等等都是治理所需要的。在这样的社会,公共治理以民主为基础,辅之以行政部门的科层制,社会治理以自治为本,经济、娱乐活动则通过市场机制组织。民主、自治、市场等机制共同治理社会,并各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以知识为惟一标准的。

大体上,民主和自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择机制,自治领袖依靠个人道德声望脱颖而出,民主代表和行政长官则由民众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在这两个选择过程中,候选人的知识水准并非是那么紧要的问题。

在市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不是教育可以传授的。像盖茨那样的辍学生完全可以因其天赋的企业家才能而成为首富。现代发展经济学宣称,教育投入积累的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当然没有太大错误,但它却转移了问题的焦点所在。归根到底,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竞争,效率来自竞争之下每个人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包括组织创新、工艺创新,它更多地依赖于“窍门”,而不是教育所传授的书本知识。

因而,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教育及由此所获得的书本知识,与个人的成功之间没有直通车,对于社会治理来说,知识也不是多重要的力量,更不是惟一的力量。在中国,人们之所以重视教育,仅仅因为,社会各个领域都由权力组织,权力的命令—服从机制取代了民主、自治和市场机制。这样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它只能采取一种以知识替代民意的战略,靠一种貌似公平的形式理性来维持其生存,即通过科举式考试自上而下地选拔官员,通过量化的考核指标——比如GDP指标——自上而下地奖惩官员。这样,在教育、尤其是科举考试、在高考,与异常丰厚的收益之间,有了一条直通车,这诱导人们对教育畸形地重视。

今天,人们总算看到一些社会结构良性变化的迹象:市场的发育最为迅速,虽然问题多多,但许多人已经在私人企业中生活;民主在基层发育,自治也在乡村和城市社区艰难推进。这些领域的分配机制与是否上过大学、考试成绩是多少,没有直接联系。这些领域的进入不那么看重学历门槛,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于人们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也不再那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确实“无用”了,也即,读书不再有当官、当国家干部之用,此种读书无用论,乃是在社会趋向多元化过程中教育回归常态的拨乱反正之论。

如果有一天,很多青年、家长自愿选择不上大学,而去经商、从事社会服务、做技工学徒,那时,我们的社会就基本走出科举时代,像一个正常的社会。随着教育拜物教褪色,社会趋向多中心治理秩序,教育才有可能回归其正常状态。



城市中的教育崇拜:家长投入不计经济规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艾禾 陈晓


今天中国城市里的教育崇拜或是教育迷狂,不是能用经济学规律解释的。它反映出人们想用教育来改变自己地位的一种扭曲的信念

在今天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中,并不存在学生辍学问题。在这里,教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家长们不惜工本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无法用纯粹经济学的规律来解释。

2006年北京的小学升初中,北京市教委又一次申明,仍然实行电脑派位,即按照学生的住址划出附近几所好坏搭配的学校,由电脑随机摇出谁该进哪一所学校——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学生升学压力并保证相对公平。但所有在北京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都明白,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才能寄希望于电脑。今年女儿就要进初中的何晓娟,听一位朋友说,她儿子“小升初”时,班里没有择校而等着电脑派位的,不超过10人。

如果想进市一级的重点学校,光是小学成绩好是不够的。最好是从现在开始,就进一个重点中学办的辅导班,强化学习数学、外语,届时才能通过该校的特定测试。

就算进了一个重点学校,仍然不能让家长们放心。最好是能进重点学校的重点班。如今从教育部到北京市教委,三令五申不许办重点班,连重点学校将来也要逐步取消,所以,学校里的重点班,今天是一件只可意会的事。何晓娟朋友的孩子去年进了一所重点学校。为了进重点班,他们也去找关系托熟人,各种相关小道消息在家长间满天飞。有人说,十几个新生班中,一二三四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最后的四个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中间的随机的四个班。

开学的那天,十几个班的新生进了教室,家长们在外面惴惴不安地猜测。到下课时分,孩子们纷纷出来对家长说,老师说了,我们班才是重点班!——几乎一大半的孩子都这样说。

从幼儿园到大学: 环环相扣的“完美”教育链

在中国的另一个超大城市上海,家长们对教育的投入,与北京没有什么差别。

79届高中没毕业就顶替父亲进了工厂的女工杨雪梅,对儿子杨骏的将来,要求简单而笃定:留在上海,平安稳定,“至少得有大专文凭,本科文凭就好很多”。杨骏在卢湾区上高二,马上面临着进入高三前的分班。杨雪梅下了指标:一定要进直升班。

分出不同等级的班级,是现在学校最常见的做法,也是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初步实践。

从进入高中以后,杨骏就面临着一场接一场的考试。每一次考试都要被记录在册,作为高二结束后,进入直升班还是普通班的凭据。直升班又分为化学班、物理班、生物班。杨骏想进入的是化学班,这就意味着他从高二开始的每一次大考,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累积成绩必须要进入全年级前100名。

每一种类的班级,就是一条通向社会的出路,而结局又暗含在你此前的每一次考试里。教育产业和它的社会功能,环环相扣。如果要考察中国的教育和出路的体系构建有多么完备,上海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对杨骏来说,最好能进最高等级的精品班,一个班只有8个人,这些人肯定会进市重点。第二等级的是尖子班,可以进区重点,每个班约有二十几个人。普通班则是大班上课,一个班有三十多个人。

区重点中学与市重点中学,差距有多少?上海闸北八中属于闸北区重点,它去年的高考本科上线75%,在上海同类学校中的地位是中上。而这个成绩是无法与上海市的实验性示范中学——如另一名高中生郑青就读的控江中学相比的,在那里,“第一批本科”的升学率是80%以上,在上海市排名前十。但控江中学与有“四大名校”之称的复旦二中、上海师范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交大附中相比又相形见绌了,它们的“一本”升学率都是90%以上。“这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而在北京,几所最著名的市级重点中学之间,拼的已经是“北清率”(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比例)。

为了保证进重点大学,就要先进重点中学,这就要求从小学开始努力,这条起跑线甚至划到幼儿园。一位名叫何云的家长告诉记者,她在少年宫排了半天的队,才为3岁的女儿报了一个吹笛子的班。在那里,音乐、舞蹈、形体,早就人满为患——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上海的家长们尤为先知先觉。

“不合经济规律”的狂热教育投入

2003年,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以徐汇区为样本进行的调查中,教育费在孩子的养育成本中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幼托占30%,小学为22%,高中上涨至34%,大学为41%,接近一个孩子所有生活成本的一半。2005年,《中国青年报》披露的数字是上海拥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消费占到全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以上海女工杨雪梅的投入来说,她的孩子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在补习学校里度过。化学竞赛班、英语竞赛班、语文补习班、高三暑假冲刺班、英语高考班,种类繁多,每期辅导班的价格由1000~4000元不等。

在这种教育迷狂的气氛下,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成绩也不是太差,但离进入重点学校的分数还有点距离——其实大多数学生普遍如此——这就要靠家长花钱了。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肖兰说,为了让儿子能进一所区重点中学,她托人找到校长,校长说,孩子可以先进一所“共建”的班。听起来,这个“共建班”办在另一个私立学校里,但是,它的师资,都来自这所重点学校。“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孩子的成绩好,我们可以把他调整到本校的正规班级里”,校长许诺说。当然,进这样的班,花费是每年约10万元。“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需要,确实学校好,这个钱我肯定会掏。”肖兰说。

当被问到,你有没有想过,一年花掉10万元,这种投资,可能将来好多年也收不回来时,肖兰说:我根本没考虑这些。从来没有。一到关于儿子的时候,是不拿经济学的原则来衡量的。“在他这个年龄段,如果你不付出这些,有可能等他明白过来,时间已经无法挽回了。”

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在谈到中国这种狂热的教育崇拜现象时,觉得有些东西不可解释:

当一个社会,在高考的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时,比如在美国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会出现以下的变化:第一,在考大学考生报志愿时,不再拿分数作为最高的选择原则,而是选择自己更喜欢、更适合的专业,要高于选择更合适自己分数的学校;第二,不愿意接受太高的学历教育、甚至放弃上大学的人会增多,不会像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本科生一定要读研究生;第三,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每个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而在中国,那似乎是低人一等的学历。

虽然近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高考升学率都达到70%以上,但那些发生在国外的变化规律,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似乎不起作用。“一个理智的社会,如果教育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已经超出平衡,社会会自己做出调整。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康健说。

上大学还是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吗?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们,特别是城市中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会投入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与我们这个社会中,一代人普遍的一种挫折感有关。当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时,人们就把人生的期望转到了孩子的身上。或许肖兰的话颇有代表性:“孩子如果没上大学,将来他什么也不是。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但是奋斗了半天,如果他(学习)不好,我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那绝对是人生的挫折。我工作得再好,再有成绩,比不上我儿子学习好更让我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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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局势面向DIYism(呆仁)的新发展:
1.建屋互助协会取代房地产开发商;
2.美国开始实践"8分钟棒糖"计划,意在将生产区和生活区真正有机结合到一起;
3.电子商务直销开始取代超级市场;
4.新通讯技术(如宽带网络,无线联网等)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在郊区和农村安家;
5.农业技术突飞猛进导致的大量失业农民将使城市呈现人口爆炸;
6.面向Diyism的大量产品的出现:家用豆浆机,果汁机,榨油机,草转气机,太阳能热水器,秸秆转酒精机,自动面包机,自动翻炒锅,家用毛线织衣机;
7.P2P软件,GNU组织,Wi-Fi互助通讯,火腿数据通信;
8.全程式工人;
9.大鸟停飞;
10.全球化使一些国家沦为产业奴隶,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11.法国淘汰核能,美国淘汰水电,德国补贴十倍电价让民间发展太阳能(装机已占全球40%);
12.口袋式核磁共振仪;
13.工业定制门户开始流行;

真理是同志者的救命稻草,也是别有用心者的试金石.

"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尼葛洛庞蒂

DIY(Do It Yourself)=NIY(Need It Yourself)+CIY(Create It Yourself)+EIY(Enjoy It yourself).
微量\高频\流畅的循环,DIYism是真正体现人的完整价值循环的生活方式!大创造\大享用的思想是痛苦的根源.
DIYism是完满\健康\可靠\环保的生活方式.
DIYism的核心力量应该是专家互助社群.

真的革命需要微量\普遍而持久的努力.

成功者一个重要特点是成功假定, 去解决看起来缺乏先决条件的事情, 破解条件互锁.

Impossible? Impossible is nonsense!

要实现梦想, 最关键不是决心, 也不是计划, 而是一系列习惯的养成.

一切的成功都取决于你如何挖掘, 引导和整合资源, 以台湾TaClick为榜样!

人人都会思考, 只是在需要开动思考的机器的时候只有聪明人开动了它.

我们做任何事的终极目标都是为自己或后代不再被迫重复它, 这样生命的空间才会更宽广.

DIYism is for niche-market first, ultimately for mass-market.

千万不要去适应环境, 要去改变它, 或者改变它跟你的接口.

Machines should work, people should think.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骄傲地活着, 战术上谦虚, 战略上骄傲.

心怀坚定信念之上, 你在这个世界上越放松, 越容易取得伟大成就.

To act yourself into feeling, not to feel yourself into action!

人们的内心渴望是第一生产力.

所有创造性活动都是从上往下进行的, 所有实践都是从下往上进行的.

If you can't open it, you don't own it.(开源名言)

21世纪是DIYism的世纪,是定制化生产为王道的世纪,时尚性是DIYism的吸引力所在,DIYism的使命就是使得定制生产更简单\更容易.
DIYism与传统商业的本质区别是交互式交易与交换式交易的区别, 分享是一种新型交易(总线式交易)

2004.6.23发现公司新买的吸尘器的压力哨总是不能变红,而且漏风严重,仔细检查发现装配工人把尘囊的接口盖上螺丝上反了,改装后压力哨变红了,风力也强多了;
2005.2订盒饭,觉得"炒三丝"里面有洗洁精的味道,虽然让餐厅重做了,但是联想到"大头婴儿"什么的,心中不爽;
2006.3买了一年的移动硬盘盒总是出现硬盘自动关闭又重启的现象,开始怀疑是硬盘坏了,后来发现用手指用力按住电源开关就可以启动,拆开发现开关是密封并焊接在电路板上的,无奈将就着用了半年,结果用手指按住电源开关也启动不了了,下决心把塑料开关强行撬开了,发现镀银的触点生了黑锈,磨掉黑锈后硬盘终于每次都能轻松启动了.
----实现DIYism是多么必要啊,人民群众应该从各个层次不同程度参与生产,而不能一味依赖交换,要发掘马克思的完整人理论.

呆仁就是消费者不同程度上参与生产以普遍获得更高生活质量.

规模化生产适合于生产零件和半成品,而最终产品应该由用户直接来生产.(拿来主义+自己动手,既要社会分工也要个体完满)
DIYism不是NIH综合症, 因为它还包含大量拿来主义的智慧.

在DIYism的世界里,为他人服务是为自己服务的自然而然的副产品,社群里的专家创造出新的知识成果为自己服务,但同时也会公开出来供他人参考,甚至只是烤鸭的配料.这里有的不是单调分工而是协同创造\独立生产.

人生的痛苦往往在于:为自己服务只能屈居于为别人服务的副产品的位置.

法制和民主实际上不是根本问题,关键是生产力均衡\普及.假设处于一个势力极不均衡的国家,即使使用专制力量制定出了一套公平的法律,由于不代表大势力的利益,最终还会回到大势力的强权政治形态或者派阀割据时代.只有建立了均衡的平民生产力,然后产生在此基础之上的法律,最后才是日常的民主生活.联合国近年来边缘化的倾向正是世界势力平衡失调的结果,世界多极化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人类要不是如此勤快地偷懒,文明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国家制度的不民主是对国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国民素质的极大伤害.

人生有限论:
有限的人生只能付出有限的精力\实现有限的目标,那么分摊到每一日的目标也必须是有限的,不能过高憧憬梦想,微量\高频的精力付出\目标实现\享受成果正是人生的乐趣所在,"明日复明日"的未来幸福主义是不正确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梦想中去,正是很多人痛苦的根源所在,只有有限的\现实的才是幸福的.

"理想"中的"理"是"美好"\"善"与"道",类似于"合理"的"理",而非"reasonable"中的"reason",理由\推理等.
生活中有很多合理不合道的事情, 而我们的梦想经常是合道不合理的, 奋斗的历程正是将这两者都变得合道且合理.

未来的规划:DIYism是研究机构,Diyle.org是慈善机构,Diyle.com是商业机构.

呆是梦想,呆是创造力,呆是享受生活.

书上说的很多是狗屎,比如那个热水先结冰问题,那个漏斗水流方向问题,只有亲验主义是真理,
与其等上一百年让别人告诉你真相,不如自己花十分钟弄清除真相,
与其等上一千年让别人来实现梦想,不如自己艰苦奋斗十年实现梦想.

外部资源来源于:
智慧的创造,艰苦的创造,精明的交换,坚韧的交换.
对应于职业阶段:出卖劳力->兜售技术->营销价值观.
与外界的交互是为了获取自立的耗散系统的必要原料,最终目的是自立而不依赖.

富者富于心, 不是因为你有钱才富有, 而是因为你富有才有钱, 才能获得其它财富.

打仗和下象棋的智慧更多地体现在创造机会, 等待机会的成本那就是失败.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销售,三流企业做产品.
智者创造机会,强者把握机会,弱者等待机会.

呆仁的社会理想: 竞赛而不竞争, 协作而不合作.

我们不做草根也不做菁英, 我们要做完整的野草, 这就呆仁的核心.

呆仁就是知识共享而生产自理.

破解程序者黑客(hacker), 破解生活者奇客(geek).
全世界奇客(geek)团结起来呆仁(diyism)一定要实现

任何事物都有三个透视面, 而不是两个.

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是信用是游戏规则, 政治的本质是什么, 还是信用是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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呓语录

(The whole man)
(Dug sentence by sentence from books.google.com)
Reason, Social Myths and Democracy
By Sidney Hook
...
Another expression of Marx's humanism is to be found in his ideal of the whole man. Under conditions of modern life,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pecialization — one freely chosen by individuals who seek appropriate outlets for their creative energy, and the other imposed upon man by the uncontrolled machine process and the necessity of earning a living. The second kind of specialization reduces man, so to speak, to a part of himself, it depersonalizes him, and leads him to think of his life as beginning just where his work ends. The individual thus finds his life segmentized so that there is no commerce between his desires and his deeds, his play and his labor, his ambition and his opportunities. The natural process of growth is replaced by accidental shifts of energy and interest which build no meaningful pattern. Sooner or later, the worker finds himself, when not unemployed and at loose ends, sunk into a mechanical routine whose monotony is punctuated by bursts of passion against whatever scapegoats convention, and those who interpret so-called public opinion, create for him. Or he lives in the dimension of make believe which requires no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any kind on his part.

Marx's ideal of the whole man entails a conception of labor which gratifies a natural bent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fulfills a social need. In this way what appears in our present social context as onerous drudgery is capable of acquiring a dignified status. Welcoming, as he does,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cause it makes possible those level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absence of which there can be no equality of abundance, Marx is distrustful of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over-specializations of any kind, even those voluntarily acquired. An artist who can paint but cannot think, a thinker at home with abstractions but blind to color and deaf to sound, an engineer aware of the slightest flaw in steel and stone but insensitive to the subtle and complex character of human relationships, indeed, any individual who can do a particular job well and nothing else — all these for Marx are creatures who are only partly men.

It is patent that Marx was overly optimistic about the potentialities of creative achievement in men, both as individuals and as a collecitvity. Always partial to the great classic ideals of antiquity, he adapted to an age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the Greek conception of harmonious, all-around self-development. He does not, however, expect men to be revolutionized by doctrinal conversion or by education in a society which sharply separates school from life. In an early philosophic work, he writes, "By work man transforms nature," and adds in Capital, "By transforming nature [and society], man transforms himself." The process is gradual but neither automatic, inevitable nor uni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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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人)
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
Sidney Hook著 金克、徐崇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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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另一种表现见之于他的关于整体人(the whole man)的理想。在现代生活的条件下,有两种的专门化:一种是由那些为其创造性的精力寻找适当出路的个人所自由地选择的,而另一种则是由不受管束的机器过程的谋生的必要所强加于人的。第二种专门化,好比把人降为他的一部分,它使他非人化,并使得他设想他的生活恰恰是在他工作终止的时候才开始的。这样个人就发现他的生活被割裂了,从而在他的愿望和行动之间,在他游戏和劳动之间,在他的雄心壮志和机会之间都没有了联系交往。成长的自然过程便为精力和兴趣的偶然转移所代替,而这种转移并不造成富有意义的类型。工人迟早会发现,当他自己不是失业和无定职时,是沉溺于机械式的例行工作之中,而其单调性只是为反对任何作为替罪羊的、以及那些解释所谓舆论的人为他造出来的惯例的激情进发所打断。要不然他就生活在无需他任何一种积极参与的虚伪世界里。

  马克思关于整体人的理想,蕴涵着一种关于在完成社会需要的同时又满足天生嗜好的劳动的概念。在这种方式下,从我们现时的社会条件中看似乎是繁重苦役的东西,就能获得一种尊严的地位。马克思虽然因为分工可以造成为实现平等的富裕所必需的生产水平而欢迎分工,但却对任何一种过度专业化的心理效果表示怀疑,即使这种专业化是自愿达到的也是一样。一个能绘画而不能思考的画家。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地作抽象思考,但对声色却是聋盲的思想家,一个认得出钢和石头的最微小的瑕疵,但对人类关系微妙而复杂的性质漠然无知的工程师,其实是,任何一个能把一种特殊的工作做好而别无所长的人--所有这些人,在马克思看来,都是一些仅仅是局部人(partly men)的生物。

  很明显,马克思对于人们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的创造性成就的潜力来说,都是过分乐观的;他由于总是偏爱古代伟大的古典理想,便使和谐的、全面自我发展的希腊概念适应于一个科学技术的时代。然而,他并不指望在一个把学校同生活严格地分离开来的社会中,用理论的改造或教育来使人们革命化。在一本早期的哲学著作中,他写道:“人通过劳动来改变自然”,而在《资本论》中又说,“人通过改变自然与社会而改变他本身”。过程是渐进的,但既不是自动的或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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呓语录

单位价值成本=成本/需求度

甲有A物, 乙有B物, 交换发生条件:
B物对于甲的单位价值成本

假如B物是货币:
价格=B物成交量:A物成交量
交换发生条件:A物对于甲的单位价值成本>A物对于乙的单位价值成本

可见:
货物总是从单位价值成本高的环境流向单位价值成本低的环境(对于双方皆成立)
价格是双方单位价值成本博弈的结果(需求和成本双重因素博弈)

不公平交易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个体的生产条件差别和各种货物的社会欲求度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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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Do It Yourself
by Julia Conny

As Michael Azzerad said in his book, Our Band Could be Your Life, Scenes From the American Indie Underground 1981-1991, “If punk [is] rebellious and DIY [is] rebellious, then doing it yourself [is] punk.”

From the founding fathers to the installments of today, one ideal has motivated the punk messenger. This one ideal has pushed through the corporate shrink-wrap, and into the basements of young punk romantics. This one ideal has been used, reused, and abused to the fullest, by both the big-business recording industry and followers alike. This one ideal is doing it yourself, or at least trying to do it yourself. So what if most who try fail miserably. It's the effort that counts.

Every big city provides a rich culture of underground life. From artists, poets, to musicians, the streets spit out a vast array of like-minded individuals; where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ir art is all that stimulates everyday life. Perhaps each hopes for some kind of success that reaches far beyond city limits, but instead trickles into the mainstream. Perhaps secretly, perhaps publicly, wanting to succeed on a greater level is not something to take lightly when it comes to the underground world. Success is both a bitter pill and a sweet morsel. For all wish to achieve, but not all can appreciate the achievement.

If there is a single force that could represent all that is doing it yourself, look to that of punk. The music, the genre that has been based solely on not conforming to the norm and simply, doing it yourself. From the underground clubs and basements, handwritten zines, and even the Internet, punk music was and still is based on the DIY ethic. It is what started the revolution, and it is what continues the movement, despite any mass media interruptions. But for all those enthusiasts out there, the current state of punk has fallen far from the tree of originality. Record labels, both indie and main, are signing new bands with “emo” and “punk” labels faster than imaginable. Magazines, mainstream ones that is, are picking up the trends that ruled the underground as though they were pennies left on the street. Young teenagers are picking up the CD's and the mp3's that used to never sell more than a couple copies. And for those who have stuck with it since this beginning; what a stab in the heart. Because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doing it yourself no longer means booking your own shows or recording your own albums. It means doing all you can to become mainstream.

DIY devotees used to preach “DIY, not EMI,” after the powerhouse, Electric and Musical Industries Ltd. began to infest the underground. Such artist boast the EMI label like Frank Sinatra, The Beach Boys, The Beatles, Duran Duran, Pink Floyd, The Rolling Stones, Coldplay, and, of course, the Sex Pistols. The Sex Pistols signed to EMI in 1976 and caused not only an uproar, but also a start of a transformation. Punk used to just be there, with only the select members knowing what and how to utilize. The Sex Pistols brought underground punk to the limelight, not only as a form of good, entertaining music, but instead as a money-maker, exactly what punk had formed to resist. The London Explosion Summer of 1977 proved the one fact safety-pin punk kids were trying to hide: there was money to be made in punk. For the 1980's, hardcore bands defined the term DIY, with punk pioneers like Black Flag. Throw in some easily angered cops and overly energetic “punkers” and you get a perfect battle between rebellion and authority. How does this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DIY? Everything. Doing it yourself meant supporting yourself, even to the point of jailbreak. Break it down, and punk rock is an anti-establishment musical movement. For this exact basis to be contradicted raises the question: “Are you really punk?”

Still a level of doing it yourself remains. Punk may now be classified right next to pop and alt-rock, highlighted by MTV, but you can still do it yourself. Certain record labels still attempt to emphasize DIY ethic, such as Dischord. Some record labels use the punk and emo industry as a tool, such as Drive-Thru and Vagrant. The in-between is exactly where the trouble arises. Being too DIY means you make no profit. Not being DIY at all means you make too much money. Where is the balance? This is exactly the problem, but no one knows the answer.

Since the recording industry has taken the punk image, packaged it in a little chain known as Hot Topic and marketed it for the world to rape and pillage, DIY fanatics have taken the thought to a new level. With the aide of the Internet, the punk community can form their own zines, artwork, and followings with the click of a mouse, literally. Perhaps the Internet itself suggests a slight “selling-outness,” but with this day in age, such connection is impossible to avoid. Local bands can book their own shows, post mp3's, and sell hand-made t-shirts over websites with the push of a button. To a degree, this is DIYism. Anything, from building your own house to self-publishing your own book, anything in this day can be DIYed, but only with the aide of the Internet. With this in mind, we must ask whether or not anything can be truly punk or truly DIY. At this day in age, where gas prices and rent increase rapidly on a daily basis, sometimes just doing it yourself isn't enough. Zach Lind, drummer for the hugely successful and hugely commercial emo band Jimmy Eat World could not have put it more perfectly: “I can afford paying health insurance now for my daughter and wife. Whereas before I couldn't. And that's a good thing.” Sometimes you just need a little help.

From the commercial renaissance of the mid to late 90's, where Rancid, Green Day, and NOFX were herald as punk gods, to the corporate congregation of Vans Warped Tour, doing it yourself becomes less and less prevalent as an actual action, but an ideal. DIY still exists, with the boom of internet zines and local band communities, but the punk bands most know and love are on record labels that most know and love. Punk Planet, one of the few exceptions, is a staple of mainstream DIY, as impossible as that seems. As a nationally recognized magazine, the punk vehicle receives no corporate sponsorship or backing, yet still finds itself on Borders bookshelves. Subjects include left-wing pieces on the issues in Iraq and other political concerns, focuses on DIY artists and their imaginative escapades, and CD reviews of bands not corrupted by the majors. As a matter of fact, Punk Planet represents exactly where DIY is in the 21st century: wedged between the want to be independent but the need to be dependent.

The youth of today may be genre-bound clowns. The youth of today may not understand Ian MacKaye and his hardcore movement. The youth of today may not get it; they may not understand what DIY means to represent. But it still exists. Regardless of the marketable possibility punk holds, upholding DIY ethic at this time is still possible. But again, with a little help. Never Heard of It, a pop-punk member out of California, joined Warped Tour 2002 as the only unsigned band to run the entire tour. Maybe you've never heard of Never Heard of It, but for the band's unsigned status, they still gained a following. Even up to this point, where DIYing is slowly disappearing into pop culture abyss, it still exists among bands that use the ethic as the moral to their story.

Face the facts, and doing it completely by yourself is impossible. Without the Internet, word of mouth was the only way to go. Buzz about a new band can travel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light, but not without the Internet. Evil of the 21st century it may be, but reality it is. Doing it yourself ethos still exists, maybe not as much as before, but it still reigns in the underground world. Perhaps the problem is now we have to look to doing it yourself as no longer the cycle and program it was before, but a new entity, with the online journal and web blog playing a necessary part. Does this mean you are still “doing it yourself?” Hell, why not? As long as you simply do it yourself, then you are, simply, doing it yourself.

DIY:你自己做(做/它/你自己)
由Julia Conny著 Malcolm Ke译

如Michael Azzerad在他的书<我们的乐队会是你的生命>,<来自美国地下独立音乐人的景况1981-1991>里所说,"如果'蓬木'(译注:即'朋克',颓废抗议钱权森严统治社会的年轻人)是叛逆的,且DIY是叛逆的,那么DIY是'蓬木'的."

从缔造之父到今天的作品连载,一个理想一直促动着蓬木使者。 此一理想挤过了公司的热缩包装膜,而后挤入年轻蓬木浪漫者的地下室。此一理想被大商业唱片产业和类似追随者使用,再使用,和滥用到极度。此一理想是你自己做,或至少力图你自己做。所以即使大部分尝试者可怜地失败了又怎样?真正值价的(译注:即"有价值的")是努力。

每个大城市提供一个地下生活的丰富养基。从艺术家,诗人,到音乐家,街道喷发出一大列的志趣类同的个体;那儿他们艺术的生产和分发是激励日常生活的全部。也许每人希冀某种远伸出城市边界的成功,但代而汩汩沦入主流。也许秘密,也许公开,放之地下世界而论,想要在一个更大的水平上成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成功既是苦丸又是甜片。尽管所有人希望有所成就,但不是所有人能珍重成就。

若有唯一能代表DIY之全部的力量,投目于蓬木之流。其音乐,其向来单单基于的风格,非合致于规范而简单地,DIY。来自地下俱乐部和地下室,手写杂志,和甚至网际,蓬木音乐基于且依然基于DIY道德。它是发动此革命者,且它是延续此运动者,不管任何大众媒体介扰。但作为那边的所有那些热衷者,蓬木的当前地位已远落于源创之树。唱片商标,既有独立音乐也有主流音乐,正在比想象更快地以emo和蓬木署名新乐队。杂志,那是主流之物,正采集统治地下音乐的趋势,仿佛采集落在街上的便士。年轻的少年正采集CD和mp3,那些东西往常绝不会卖过两三个拷贝。而作为那些自蓬木开始就一直扎守于此的人们;何其心头扦刺。因为事情的真实是,DIY不再意味着登记你自己的表演或录制你自己的唱片簿。这意味着做所有你能做的以成为主流。

DIY投身者往常在电力房后面宣扬"DIY,而不EMI(译注:百代)",电气和音乐产业有限公司(译注:百代)开始滋攘地下音乐。这种艺术家自夸EMI商标象Frank Sinatra,海滩男孩,甲壳虫,Duran Duran,Pink Floyd,滚石,冷耍,和,当然,性手枪。性手枪在1976年签约百代而引起的不只是一阵哗啸,还是转型的开始。蓬木往常就在那里,与仅仅苛选的懂得运用什么和如何运用的成员们。性手枪带引地下蓬木来到石灰灯下,不只作为一个优良的,娱人的音乐形式,且代而作为一种赚钱之物,恰是蓬木过去已经成形抵抗的。1977的伦敦爆发之夏证明了安全别针蓬木小子们正力图隐瞒的一个事实:蓬木界有钱赚。在1980年代,硬核乐队定义了词条DIY,与蓬木开路者象黑骷旗。扔进一些容易激怒的捕差和精力过旺的蓬木族然后你获得一场叛逆与权威的完美搏斗。这个如何与DIY有干连呢?所有事。DIY意味着支持你自己,甚至到越狱的地步。捣垮它,而蓬木摇滚是一场反既立体系的音乐运动。对于这个将是矛盾的确切基点冒出这个问题:"你真正地蓬木吗?"

依然有一定水平的DIY保留着。蓬木现在或许被分类到紧挨着流行乐和高音摇滚乐,被音乐电视所显亮,但你依然能DIY。某些唱片商标依然力图强调DIY道德,诸如Dischord。一些唱片商标使用蓬木和emo产业作为一种工具,诸如"驶过"和"流浪汉"。中间带正是麻烦发生之所在。太DIY意味着你赚不到任何利润。完全不DIY意味着你赚到太多钱。哪儿是平衡点?这正是问题所在,但没有人知道答案。

自从唱片产业占用了蓬木形象,包装它在周知的热门主题的小链子内并市售到全世界去强奸和掠夺,DIY狂拜者已经带引这个思想到一个新的水平。借网际之裨助,随着鼠标的卡嗒之声,蓬木社群能形成他们自己的杂志,作品,和追随者,毫不夸张。也许网际本身启发一点"售卖",但在时代的今天,这种联系不可能避免。通过网站,随着按钮的按下,本地乐队能登记他们自己的演出,邮寄MP3,和销售手制T恤。某种程度上,这是DIYism(译注:"你自己做"主义,或"自己动手"主义)。任何事,从建筑你自己的房子到自行发行你自己的书,如今的任何事能DIY,而仅仅借网际之裨助。怀此于心,我们必须问是否任何事能被真正地蓬木或真正地DIY。时代的今天,在日常基准的煤气价格和房租飞涨的地方,有时只DIY是不够的。Zach Lind,极大地成功的和极大地商品化的emo乐队Jimmy Eat World的鼓手再完美不过地描述了这种情况:"我现在能供负支付我女儿和妻子健康保险的费用。然而以前我不能。那么那是好事。"有时你只需要一点点帮助。

从中到晚90年代的商业复兴,其时Rancid,绿色日子,和NOFX被预报作蓬木上帝,到Vans Warped Tour公司集团,作为实际行动,DIY变得越来越不盛行,只是一个理想。DIY依然存在,随着网际杂志和本地乐队社群的兴隆,不过最为熟知和喜爱的蓬木乐队在最为熟知和喜爱的唱片商标上。"蓬木星球",少数几个例外之一,是主流DIY的一个仓屯,象它看起来般难以置信。作为一个全国认可的杂志,蓬木媒介收不到任何公司赞助或支持,但依然在Borders书架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主题包括左翼关于伊拉克问题和其它政治关注的篇章,聚焦于DIY艺术家和他们富于想象力的特立独行,和评论不为大公司腐解之乐队的CD。事实上,"蓬木星球"确切代表着21世纪DIY之所在:楔嵌于想要独立但需要依赖之间。

今天的年轻人或许是风格束缚的会员。今天的年轻人或许不理解Ian MacKaye和他的硬核运动。今天的年轻人或许不懂得;他们或许不理解DIY所意欲代表之物。但它依然存在。不管蓬木持有的市售可能性,此时高举DIY道德依然可能。但再一次,借一点点帮助。"闻所未闻",一个出自加利福尼亚的流行-蓬木成员,作为唯一未签约乐队加入Warped Tour 2002跑完整个周游。或许你闻所未闻"闻所未闻",但以该乐队非签约状态,他们依然获得一批追随者。即使到目前,DIY正慢慢消失于流行文化无底洞,它依然存在于使用该道德作为他们故事道德的乐队中。

面对现实,那么完全独力DIY是不可能的。没有网际,口头表达是唯一途径。关于一个新乐队的嗡嗡之音能传播得比光速还快,但没有网际不会这样。它或许是21世纪的邪恶,但它是现实。DIY风气依然存在,或许不如从前,但它依然统治地下世界。也许问题是现在我们得看待DIY不再是它以前的循环和程序,而是一个新的实体,以在线期刊和网络日志扮演必要角色的实体。这意味着你依然是DIY的?见鬼,为什么不呢?只要你简单地DIY,那么简单地你就是DI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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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崔之元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 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还能记得,“鞍钢宪法”的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三十六年过去了。与这期间的许多事物一样,“鞍钢宪法”也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工业管理学家认识到,“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两参一改
三结合”,用今日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team work)。日本的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术分工,随时随地解决“无库存生产方式”中出现的问题①。瑞典的Volvo汽车公司,为了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率优势,于1988年开始,将“装配线”(Assembly line)改造为“装配岛”(Assembly island),使工人不再象从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8至10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②。美国也不甘落后,1995年2月1日国会开始辩论“团队合作法案”。因根据1935年通过的劳工法(Wagner Act),“团队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国现在必须对劳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团队合作”的效率潜力③。

  在这股“后福特主义”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所推崇的“鞍钢宪法”,以其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明确指出,“毛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④,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⑤,但一条明显的原因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使“鞍钢宪法”在执行中与原意出入极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中,“鞍钢宪法”能否成为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精神与组织资源之一?


  当然,不少人对这个问题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批评我和甘阳的文章中(载《读书》1995年第4期),汪丁丁明确指出,“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谈得上搞“后福特主义”。他的论证之逻辑很简单。用他原话来说:“我这个判断的根据很简单:你要过上富裕的日子吗?那就必须组织社会分工”;依他看来,社会分工带来工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也就是福特主义;而只有到“电讯技术发达”之时,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才“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后福特主义”。

  令人一目了然的是,汪丁丁的论证完全系于分工理论。而他所依据的分工理论,则是亚当·斯密首先在其《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中提出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论证出斯密的分工理论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们认为,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两大弊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将“社会分工”化简到“技术分工”。换言之,他没有将“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国富论》开篇头一句话便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⑥。”这自然是极富洞见的观察。但是,他没有说明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术分工”还是“社会分工”。所谓“技术分工”,指的是将一项生产任务分解为不同的步骤去完成;所谓“社会分工”,指的则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骤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产步骤,也可以安排同一个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骤。无疑,“技术分工”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解,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过程的不同步骤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装配汽车,既可以有“装配线”,也可以有“装配岛”,而这两种形式下的“社会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同一个工人可以永远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经常调换工种。简言之,对生产过程的步骤分解,与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逻辑上同一的概念。

  斯密的错误即在于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实际上,他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在他著名的“扣针工厂”的例子中,斯密谈到“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⑦。”显然,他将对生产过程的技术分解直接化约为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这样一来,产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于工人对生产全过程的了解下降,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积极地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发人深省的是,据斯密本人记载,当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论只是关于生产数量(而非质量)的理论,但斯密对此未加重视,仅以“质量难以定义”为由而一笔带过:“质量的好坏,人言言殊。因此,一切关于质量的说法,我认为均不可靠⑧。”

  出乎斯密预料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质量”远比数量重要。发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质量型竞争,打破了斯密式的“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关系。“丰田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在于“即时或无库存生产”(Just-in-time,or inventoryless production)。“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质量;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工序的质量,积极互相“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已经成功地实行了“无库存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论——“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性——已被中国实践所突破。据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周小庄的实地调查,宝山钢铁公司各二级厂不允许设置仓库,物资部门在接到紧急用料电话30分钟内,生产物资必须送到现场。宝钢还建立了“大工种”和“区域工”。所谓“大工种”,就是除掌握本工种外,还要了解和相当程度上掌握相关工种,如电工要会做钳工的活,钳工要会做简单的电工活,同时电工、钳工都要会做指挥吊车和般的焊接活。所谓“区域工”,指的是在一定的生产作业区域内,打破岗位界限,进行“团队合作”。更有意思的是,宝钢的基层作业班组长有一项任务--培养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即作业长的职责之一是培养本班组成员获得“作业长资格”,任何工人均可通过考试而成为“潜在作业长”。宝钢的这些“社会分工
”实践,与斯密的工人“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必然能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⑩”的理想,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从宝钢的实践来看,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以“无库存生产”、“全面质量管理”、“工人自主参与”和“团队合作”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这里的“福特主义”,指的就是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系统运用。虽然斯密在18世纪末就写了《国富论》(1776年),但他的分工理论直到19世纪后期(1870年左右)才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支配地位。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熟练工匠力图保证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对斯密式的僵化分工进行了顽强抵制。英国史学家汤普森曾记述轮胎制造商的儿子,不得不向他父亲工厂的工人学习技术的故事(11),可见熟练工匠对工艺全过程的了解是他们与雇主谈判时的力量所在。但是,1870年以后,大批非熟练移民工人来到美国,给斯密式分工的系统实现提供了两大条件:⒈非熟练工人缺乏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无力拒绝雇主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的努力;⒉移民生活的艰辛,使社会平均消费偏好(taste)较少注重产品质量,而倾向于接受标准化的大众产品。这两个条件,与源于美国军事工业的“可互换零件”(interchangable parts)系统相结合,终于使美国成为率先实现斯密式分工体制和大批量生产(mass production)的国家(12),其最具象征性的体现即是亨利福特1913年建立的“T模型”——“福特生产方式”。据统计,在福特的汽车制造厂内,移民工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共有30多种语言,根本谈不上沟通与协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装配线上当“一颗螺丝钉”,一切听从管理者和工程师的安排,正象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描绘的那样。

  “大批量生产”本身并无不好,在人们需求稳定且单一的情况下,它的确能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但问题在于,福特主义的“大批量生产”是一种僵化的“大批量生产”,一旦需求出现多样化、特殊化和不稳定,福特生产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机。有趣的是,后起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就是通过生产四种型号的车而战胜只产一种型号(“T模型”)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寻味的,福特1931年接受为美国政府制造潜水艇的项目,但由于产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厂的不熟练工人只适合生产大批量的大路货,结果整个项目从失败而告终(13)。这是“福特生产方式”的第一次严重挫折。“福特
生产方式”这种对需求多样化和需求不稳定的不灵敏反应,恰恰反映了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二大弊病。

  我们已说,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一大弊病是不区分“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现在,我们又触及它的第二大弊病:缺乏对市场需求稳定性与否的考虑。斯密指出,如果要求制铁锤的工人又会制造铁钉,必然造成浪费,影响效率(14)。但他这一论证假定了市场对铁锤的需求是稳定的。一旦需求出现波动,制
造铁锤的“规模经济”本身便成了浪费;如果工人能转产铁钉,则尚有“范围经济”(economy of scope)的希望。换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义)只有在市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才可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率;而当需求不稳定时,以技术和工人技能的“灵活性”(flexibility)为核
心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便大显身手了。市场竞争的内在逻辑是导向需求的不稳定性。阿罗(K.Arrow)等人已证明,“规模经济”是和充分竞争的市场不相容的(15)。“福特生产方式”既然以“规模经济”为核心,则必然要用一系列政治手段去“稳定需求”。18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企业兼并运动(merger),就是企业通过“前后向关联”(forward and back ward integration),来稳定供货和销售渠道的努力。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旨在控制汇率波动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也是“稳定需求”的重要措施(16)。当然,最彻底的“稳定需求”手段,就是“中央计划”了。在“中央计划”经济中,企业的产品的“市场需求”总是稳定的,因为产品“销路”已被计划所指定。由此观之,列宁最喜欢泰勒和福特的故事,是别有深意的(17)。
  于是,我们看到,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彻底的逻辑展开,必导致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这自然是斯密所始料不及的。斯密的信奉者汪丁丁先生也莫名其中奥妙。他对自动化技术的理解,充分显示出他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不自觉的信奉者。我们前面已提到,汪丁丁认为,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可以在高
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但是,我们要问,如果市场需不稳定,“在高尔夫球场”指挥“无人工厂”的大批量生产,又有什么意义?“后福特主义”认为,自动化技术的真正潜力,不是给福特式的僵化生产体制更加一把油,而是给灵活的分工和生产体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之能够适应
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史学家诺伯(David Noble)的研究,数控机床(numerical controld machinary tools)有两种可能的程序编制法:一种是由熟练工人将自己的操作录制下来,然后根据录制给机器编制程序指令(这是所谓“record 
and playback”方法,即“录制加重放”)再不断进行调整。另一种方法,是由工程师一开始就给机器编制好统一的程序。1946年,美国通用电力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工程师霍姆斯(Lavell Holmes)发明了“录制加重放”的方法。但是,由于该方法仍然给熟
练工人很大的自主性,不利于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彻底控制,结果被美国企业界弃之不用(18),而为德国和日本的数控机床制造业所采用。美国采用让工程师一开始就编制好统一程序的办法,即把自动化技术系于福特生产方式的禁梏之中,其后果必然是生产的不灵活性,终于在70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由石
油危机触发)中自食其果,在汽车和电子行业上被日本和德国打败。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界开始了向“后福特主义”的痛苦转变。美国本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直接向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挑战。他指出,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是一个“逻辑谬误”。他以外科医生为例:手术自然是分步骤进行(“技术分工”),但每个步骤却不见得由不同的人去执行。事实上,熟练的外科医生往往一个人进行多种步骤的手术(19)。“后福特主义”的“全面质量管理”、“无库存生产”,恰恰旨在发挥每个劳动者的主动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对劳动者的创造性的压抑。然而,真正使每个劳动者发挥积极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使劳动者能够分享工资之外的利润。这就必然触犯资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资方不情愿,但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诉诸“团队合作”、“全面质量管理”等手段,向劳动者让步。1983年以来,美国已经有27个卅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东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股东(stockholder)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负责,而劳动者是“利害相关者”中的主要成员(20)。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赛顿(saturn)更为彻底,它的每个团队(team)负责人和各级管理岗位均配备两人,一人由高层管理者选定,另一人由工会选定。这的确有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味道了(21)。

  将西方目前的“后福特主义”与“鞍钢宪法”联系起来,如前述麻省理工学院托马斯教授所论说,很容易引起我国不少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感。这恐怕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事与愿违的后果,已使我们不敢设想中国还有什么真正的创新了。但平心细想,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的确有不少“后福特主义
”的萌芽。例如,我们已在前面论述,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实现,而我国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22)。我国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计划”来保证销路,就面临着不稳定的市场需
求,因此,“船中掉头快”成了乡镇企业的重要组织原则。这的确与“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方式”有相通之处。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设置于清华大学的“灵活制造系统”(FMS)国家实验室,已开始与乡镇企业合作,这将为我国乡镇企业的灵活生产方式提供了高科技的基础。再考虑到“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
已经在宝山钢铁公司实现,我们可以说,“后福特主义”确已成为今日中国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之一。

  从根本上说,“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绝不只是“技术分工”的不同类型,而是关于“社会分工”、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综合本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用下图来表示这两个模式的不同:

    “技术分工”与  工人技能  生产组织   生产  生产关系
    “社会分工”    要求    原则    批量
-----------------------------------

福特主义  一一对应   不熟练  被动服从命令 大批量  经济专制
-----------------------------------

后福特主义 不一一对应  熟练   无库存生产  可大可小 经济民主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后福特主义”已是切实可行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要求走“福特主义”道路的社会势力也颇有影响。但我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力只能给“福特主义 ”带来暂时的优越,而“后福特主义”的质量型竞争才是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关
键。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曾考察一家乡镇企业,该企业原来产品质量相当好,但近年来,由于穷困地区来打工的“外工”大增,他们放松了在质量、技术上下功夫,而只靠廉价劳动力来竞争,结果被另一家设在城里、工资水平更高的合资企业在质量竞争中击败。把这个例子放大到全国,我们不难看出,
“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究竟何者更能促进中国工业的长远的动态效率。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引的毛泽东的批语:“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在远东”?这可能是针对苏联的“一长制”的。但我们已经论述,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工厂管理上的“一长制”,只不过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逻辑展开罢了。因此,毛泽东对于“在远东
”的强调,实际上表明他向西方福特主义挑战的意志。

  西方思想史的晚近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福特主义之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从而排除“经济领域的民主”,是源远流长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基本上已经提出了斯密的分工理论。他认为,每个人按其本性只做一件事,整个社会的生产将会增加(23)。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木工做了制鞋
的活,危害还不算太大;但如果木工参与了城市(雅典)的护卫和管理(guardian),则天下就大乱了(24)。这充分显示出柏拉图的分工理论和他的反民主理论的内在关系(25)。从柏拉图到福特,其中经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密、马克思、列宁、韦伯、杜克海姆,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均有把“
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一一对应的倾向。发人深省的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分工的论述,与斯密并无不同。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甚至写到“进入工厂的人请放弃一切自由”。列宁欣赏福特更是尽人皆知。这一切,说明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的倾向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若究其本源,我们
必须回到希腊思想家对“家庭”(household,oikos)和“政治”(politics,polis)所做的截然区分。由于西方把技术、经济当做“非政治”的“家庭管理”的一部分的深厚传统,“两参一改三结合”之类的“经济民主”思想很难被接受(26),因“经济民主”一词本身意味着“政
治”进入经济领域。如果不是70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迫使西方开始向“后福特主义”走,他们还将长久地滞留在“福特主义”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对于“鞍钢宪法”在“远东”出现的强调,象征着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从此,在全球舞台上,人们再也不能象从柏拉图到福特的西方思想家那样,来设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精髓处之所在。无论“鞍钢宪法”在执行中出现过多少失
误,其“经济民主”的精神实质仍是中国迎接21世纪的宝贵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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